馬英九總統6月3日上午與美國史丹福大學「民主、發展暨法治中心」(Center on Democracy, Development, and the Rule of Law, CDDRL) 視訊會議，會議由美國前國防部長裴利(William J. Perry)擔任主持人，美國前國家情報委員會主席馮稼時(Thomas Fingar)，前北約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前美國駐阿富汗大使艾江山(Karl Eikenberry)、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2012年美國總統大選共和黨候選人Mitt Romney競選團隊最高顧問陳仁宜(Lanhee Chen)等人擔任與談人。總統在該中心主任戴蒙(Larry Diamond)教授引言、裴利前部長介紹後，以「True Friendship Lasts Forever」為題發表演說，隨後回應與會人士的提問，會議結束前並發表結語。
總統開場演說內容為：
今天很高興能夠出席中華民國總統府與美國史丹福大學聯合舉行的紀念中華民國抗日戰爭勝利70週年視訊會議，與美國最卓越的學者共同探討二次大戰與我國對日抗戰的歷史意義。我們也會檢視當前美臺關係與兩岸關係的發展現況。
貴校在2013年4月曾與我國合作舉辦視訊會議，由美國前國務卿萊斯女士（Condoleezza Rice）主持，並有多位知名學者與談，該次會議極為圓滿成功，今天能再與貴校合作舉行視訊會議，相信一定能有同樣非常豐碩的成果。
一、中華民國對日抗戰艱辛過程，對二戰的貢獻，以及美國珍貴的協助
今年適逢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及中華民國對日抗戰勝利的70週年。中華民國從1937年7月，亦即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之前兩年，在幾乎毫無外援下，獨力抵抗日本的侵略長達4年之久。直到1941年12月日本偷襲珍珠港事件爆發，中華民國才與盟國共同對日本、德國與義大利宣戰。
我國對日抗戰長達8年，總計有逾300萬國軍官兵與2千餘萬平民不幸喪生或重傷，高達268位將軍為國捐軀，成為我國禦侮戰爭史上時間最長、參與人數最多、犧牲最慘烈，影響最深遠的一場戰爭。牛津大學教授芮納‧米德（Rana Mitter）在其2014年所著的《被遺忘的盟友》一書中，描述二戰期間，我國在武器裝備極端落後的情況下浴血抗日，不投降、不妥協，孤軍牽制80萬裝備現代化、訓練有素的日軍，讓同盟國得以在歐洲和亞洲兩個戰場做出反擊，並取得最終的勝利。米德教授認為，此即中華民國在二次大戰中對盟國的重大貢獻。
對日抗戰期間，美國對我國展現堅定的友誼。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1941成立的「中華民國空軍美籍志願大隊」（American Volunteer Group， AVG），也就是成為傳奇而為大家俗稱的「飛虎隊」，其成立時間甚至是在珍珠港事件之前。
由陳納德將軍所指揮的「飛虎隊」來華不到一年，就擊落至少300架日軍飛機，讓受創甚重的我國空軍得以漸漸恢復戰力。
歷史清楚地告訴我們，每當我國處在亟需協助之際，美國總能夠伸出援手。1941年的租借法案與依據該法案向我國提供戰爭物資之作法，是美國政府慷慨情誼的另一明證。美國在關鍵時刻對我國伸出援手，這份雪中送炭的真摯友情既令人感動，又能激勵人心。
今年中華民國政府為了紀念對日抗戰70週年，將會舉行一連串的活動，我們會邀請羅斯福總統孫兒的家人、飛虎隊將領陳納德將軍的孫女、珍珠港事件後5個月，亦即1942年4月率機隊轟炸東京的杜立德將軍的後人、1944至1946年擔任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的魏德邁將軍之孫兒，與人稱「南京大屠殺的美國女神」－曾拯救逾萬名中國百姓，其中多數為婦女的金陵女子學院代理院長魏特琳女傳教士的孫女來華參加紀念活動，當面感謝他們先人對於我國及國人的卓越貢獻，無論當時的歷史事件發生在多久以前。
二、二戰結束後，臺美共同捍衛臺海和平
二戰結束後的冷戰時期，中華民國與美國的友誼更加緊密。美國持續對我國進行多項軍事與經貿援助，包括從1950年到1965年對我國提供了15億美元的經濟援助，至少相當於今天的120億美元。
當時的美國艾森豪總統做了許多攸關臺海和平的重大決定，例如1954年簽訂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再次建立中華民與美國的盟邦關係，並依美國國會1955年通過的《臺灣決議案》，派遣海軍第七艦隊巡防臺灣海峽；1958年「臺海危機」時，艾森豪總統更下令派遣美國海軍對在距大陸僅僅3公里的金門、馬祖二島上的我國駐軍提供後勤及護衛。
在其第二任期結束前不久，艾森豪總統曾於1960年6月訪問中華民國，與先總統蔣中正發表聯合公報，宣示基於《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兩國將共同抵抗任何對臺、澎、金、馬的挑釁行為。這項宣示為我國後來20年的穩定發展與臺海的和平局勢，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雖然1979年美國與我國斷絕了正式外交關係，但美國國會仍火速在3個月內通過《臺灣關係法》，從而將臺灣視為美國國內法及法院上的外國政府，該法亦要求行政部門提供臺灣防衛性武器。
我記得當時美國學者Carl Gable曾經評論說，卡特總統跟中國大陸建交、與臺灣斷交，是行政部門對臺灣「撤回承認」（de-recognition of Taiwan），但國會制訂的《臺灣關係法》，卻是對臺灣「以立法重新承認」（legislative re-recognition of Taiwan），因為該法保留了除去正式外交關係以外的所有原先美國與中華民國間的其他關係。當年，我正在哈佛大學攻讀法律。一天，我在圖書館廊道上遇著指導我博士論文的Detlev Vagts教授。他對著我說，「英九，我瞭解你近日的感受。但我要你知道，臺灣是美國承認程度最高的不被承認的政府」。而其後36年中的關係發展，正如同Detlev Vagts教授所描述的一樣。
三、美臺關係近7年來緊密發展
從我2008年上任以來，臺美雙方最高層恢復互信，過去2年雙方高層官員更是頻繁互訪。去年4月美國環保署麥卡馨（Gina McCarthy）署長來華訪問，美國國務院經濟及商業事務助理國務卿芮富金（Charles Rivkin）也正在我國訪問，而我國則有多位部會首長先後訪問美國，因此臺美雙方已具有互信的堅實基礎。
多年來美國一直忠實履行《臺灣關係法》及與1982年817公報有關的對我國6項保證。我就任7年以來，美國對我國的軍售總額達到183億美元，是近20年最高的金額，為前任政府的兩倍。
我國亦從美國國會獲得更多支持。上月美國會參、眾兩院軍事委員會在審議「2016會計年度國防授權法案」（NDAA）時，都通過了強化臺美軍事交流的倡議，包括邀請我國參與「環太平洋軍演」（RIMPAC）及「紅旗」演習等演訓，進一步提升臺美雙邊安全合作層級。
除了堅實的安全合作，臺美雙邊經貿關係在這幾年也有重大進展。前（2013）年3月，在中斷5年後，臺美雙方恢復1994年建立、促進貿易與投資事務會談的《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TIFA）協商，並持續進行雙邊諮商，先後召開了12次工作會議，獲得重要的進展。截至今年3月底，我國超越巴西和沙烏地阿拉伯，是美國第10大貿易夥伴，而美國則是我國第3大貿易夥伴，名列中國大陸和日本之後。
此外，美國在2012年11月，將臺灣納入免簽證計畫，也證明是正確且大受歡迎的政策。在獲得免簽證待遇的38個國家中，臺灣是唯一與美國無正式邦交的國家。計畫施行以來，臺灣造訪美國的人數成長約20%。我們的國人不只仰慕美國的歷史與生活方式，也是認真的血拼客，對縮小貴我兩國間的貿易逆差，做了很大的貢獻。
綜合以上所有的發展，我們看到的是最高層互信的增加，政治、經濟與安全合作更為緊密，顯示過去7年來的臺美關係，可以說是《臺灣關係法》實施36年以來最好的狀態。美國最近兩任國務卿柯琳頓（Hillary Clinton）與凱瑞（John Kerry），都曾公開肯定「臺灣是美國重要的安全與經濟夥伴」，他們的評論正是臺美當前雙邊關係最為適切的總結。
四、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
現在讓我談談兩岸關係。自從我2008年上任以來，就堅持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維持臺海現狀。在這樣的框架中，所謂的「現狀」，指的是「不統、不獨、不武」的現狀，並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基礎上，推動兩岸和平與發展。這些政策，使臺灣海峽完全改頭換面，由過去的「衝突熱點」轉變為「和平避風港」。
7年來，兩岸已簽署21項協議，陸客來臺累計超過1,400萬人次，僅去年一年就接近400萬人次。兩岸目前處於66年來最為穩定與和平的狀態。
五、兩岸關係與我國外交關係形成良性循環，我國積極扮演區域和平締造者
過去7年來兩岸關係和平與穩定的進展，產生重要的「和平紅利」：以前兩岸關係與外交關係的「惡性循環」，已轉為「良性循環」，讓世界各國能在「一中各表」的概念上，同時與海峽兩岸自由互動，這是前所未有的進展。
美國國務院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羅素（Daniel Russel），去年4月對國會表示，「一般而言，我們極為歡迎並讚賞兩岸關係在馬政府執政下取得的非凡進展。」今年2月他再度表示，「臺美關係近年的發展非常有建設性，正與兩岸關係的進展息息相關。」美國務院亞太副助卿董雲裳（Susan Thornton）最近也強調，臺美非官方關係目前處於最佳狀況，穩定處理兩岸關係是近年來臺美關係得以密切合作的重要因素。董雲裳副助卿並說明，穩定的兩岸關係，替海峽兩岸、美國及整個區域，帶來的極大的益處。兩岸應該了解這些益處的重要性，並應致力建立持續的和平與穩定基礎。維持密切溝通，低調、零意外的原則，讓各方得以展現自制與彈性。我們希望看到這種方式得以持續下去。
這是自冷戰以來，美國首次不需要在兩岸之間選邊站，中國大陸與臺灣也都不需要面對這種困境。這就是目前臺美關係「現狀」的基礎。
除了在兩岸與臺美關係上尋求穩定發展之外，近年來我國也以具體的行動，在東海及南海兩大區域扮演和平締造者的角色。我在2012年8月提出「東海和平倡議」，主張當事各方以和平協商取代對抗，強調共同合作分享資源。8個月後，在2013年4月，我國與日本簽署《臺日漁業協議》，正是「東海和平倡議」精神的具體實踐，解決臺日兩國間長達40年的漁業糾紛。《臺日漁業協議》獲得國際社會普遍的肯定與支持。美國國務卿凱瑞曾公開表示，《臺日漁業協議》是推動區域穩定的典範，「東海和平倡議」的原則也適用於亞洲各海域。
「東海和平倡議」在東海區域達到了「擱置爭議、共創雙贏」的目的，也為南海和平發展，帶來示範效果。我在今年5月26日，正式發表「南海和平倡議」，希望南海相關各國能秉持「主權在我、擱置爭議、和平互惠、共同開發」原則，共同維護區域和平，促進區域發展。美國國務院的官員也立即發表聲明稱，美國讚賞「南海和平倡議」中的各項呼籲。我衷心期盼在場的學者專家支持本人今日提出追求和平的理念。
六、結語
在紀念中華民國對日抗戰勝利，以及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0 週年之際，希望各方能放下過去的考驗與磨練，展望光明的未來。我國政府與人民珍惜得來不易的和平與繁榮，盼各國應將歷史的慘痛教訓，化為促進區域和平與繁榮的動力。我國盼能藉由我方在促進兩岸及區域和平的成功經驗，呼籲世界各國以和平方式處理爭端，共同追求人類社會永續繁榮發展。簡言之，透過紀念二次大戰的勝利，可以預防未來戰端再起。
我想說明另一項觀察。華府與臺北都認為，現在的臺美關係是36年來的最佳狀態。主要原因為何？
我認為，除了自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堅實長久的友誼之外，還有兩個關鍵的原因：第一是成功以「九二共識，一中各表」處理兩岸關係。第二是以低調、零意外原則與美方維持雙邊關係。而且第一個原因比第二個更重要，也就是說如果沒有「九二共識」，我懷疑目前的現狀能否維持。我希望這個珍貴的範例，可以在我卸任中華民國總統後，繼續維持下去。
會議並進行雙向詢答，由各位與談人及史丹福大學現場觀眾提出詢問，總統均一一予以回答。包括總統府秘書長曾永權、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高華柱及外交部長林永樂等均出席是項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