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總統日前接受卡達《半島電視英語台》專訪，針對香港民主普選、兩岸與臺美關係、「馬習會」及東亞區域情勢等議題回應媒體提問。
專訪內容如下：
問：總統您是在香港出生，且您對香港議題相當關心，外界揣測北京並不允許香港直接選舉特首，請問您怎麼看？
總統：臺灣實施民主制度已有相當長的時間，而每次選舉，香港也有很多朋友到臺灣來觀選，所以香港瞭解臺灣是整個華人社會最能夠實踐民主的地方。對於香港人民希望能進行普選，我們完全能理解，如果未來能夠達成普選的結果，對香港及中國大陸而言，都是非常有益的，尤其是對中國大陸的國際形象。長遠來看，香港邁向民主應是一個雙贏，甚至多贏的選擇。
問：英國國會將進行調查，瞭解自1997年移交香港後，北京是否遵守《中英聯合聲明》，但此舉卻引發北京強烈反彈，認為英國係干預內政。您的觀點是？您支持英國進行調查嗎？
總統：1984年中國大陸與英國簽署聯合聲明時，外界認為中國大陸是支持港人治港，而我們原本也預期香港會更早實施民主制度，但是現在還要延到2017年。實際上，各方對此都有些不同的意見，我們覺得香港人在回歸中國大陸之後，對實施自由民主一直存有很大的期待。臺灣與香港一水之隔，基本上，對於香港人民這種渴望與追求，我們當然認為符合人民的要求，也符合時代的發展，非常期盼大陸當局與香港能協商出一個雙方皆能接受的方案，因為這對香港來說很重要，而臺灣人民也在看。
問：您剛提及臺灣人民也在看，其實北京也非常強烈表示如果香港人持續抗爭，持續走上街頭，可能會採取高壓的做法，對於北京傳遞相關訊息，請問您的看法為何？
總統：我們非常擔心這樣的發展不僅會影響到香港的未來，也會影響到世界對中國大陸的觀感，因為像這類的問題，外界都希望香港能逐步朝民主的方向邁進。香港已是一個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任何政治上的動盪，都會造成香港不單是經濟，甚至包括生活等方面受到影響。我覺得大家要非常審慎，尤其是大陸當局。
問：您剛才提及臺灣也在觀察香港的做法，中國大陸清楚地表示香港模式將來會套用在臺灣上，那麼既然中國大陸都禁止香港直選自己的領導人，請問香港模式對臺灣有何影響呢？
總統：在1980年代初期，中共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想，它的目標是臺灣，並不是香港。可是後來臺灣很清楚地表達，我們並不接受一國兩制。如果這個制度是一個好的制度的話，也應該是一國一制才對。
問：本次香港選舉爭議中，中國大陸已經清楚表示，不會給予他們所謂的衛星省分（satellite provinces）民主自由，對臺灣而言，未來有任何協商空間嗎？
總統：因為臺灣並沒有接受一國兩制，而且一國兩制在臺灣只有非常小的市場。另方面，大陸應該要讓全世界知道，在香港回歸中國大陸之後，它能夠真正做到港人治港，這點也關係到它當年的承諾與信用。臺灣和香港的情況完全不一樣，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國家，我們自己選出自己的總統、國會，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務，跟香港原本就不同。但我們一直非常關心香港，因為香港與臺灣的關係密切，各方面都是如此，近年來尤其相互設立機構後，雙方關係更加密切。臺灣關心香港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而香港的民主如果能夠實踐的話，對香港、大陸及臺灣都是非常正面的。
問：臺灣目前有自由的選舉與民主，請問您認為北京未來是否會給臺灣所謂實質的自由，包括選舉？
總統：這個問題目前與臺灣沒有關係，但我們僅表達對香港的關切。事實上，在過去6年來，臺灣與大陸改善關係時，都還未觸及到這方面的問題。我們不可能接受大陸一國兩制，但我們可以接受一中各表，因為我們在1992年時與中國大陸在此議題上達成共識，但是其他的議題，我們都還沒有開始討論，而且我認為臺灣人不會接受一國兩制。最近的民意調查也顯示，如果「一中各表」的「中」是中華民國的話，支持率是超過五成的。
問：兩岸領導人是否有可能會面，今年的「亞太經合會」（APEC）是否可能促成馬習會？
總統：去年11月我接受香港媒體訪問時，被問到這個問題，我表達了如果（雙方）要見面的話，APEC開會的場合是非常合適的，因為它所有的安排，幾乎把我們擔心、顧慮的敏感問題都處理掉，但到目前為止，中國大陸還是認為不合適，所以我們的態度是，我們還會繼續創造條件，但也不會強求。
問：是什麼原因讓這個會面無法成行？
總統：我想中國大陸是擔心在APEC舉行馬習會，會給外界錯誤的印象，好像他們已接受「兩個中國」或承認我們的國際地位等，其實這都是多慮的，因為APEC當初設計時就已考慮到了。20多年前，美國前總統柯林頓提出此構想時，就是希望在這樣的安排下，臺灣可以參加，但不會造成中國大陸及外界的誤解我們幾乎每年都參加，並沒有因為參加而被大家認為中共已經接受「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更何況我個人在許多場合都說過，根據中華民國憲法，我們不可能推動「兩個中國」、「一中一臺」或臺灣獨立，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談到兩岸關係時，一再強調是在中華民國憲法的架構下，維持「不統、不獨、不武」的現狀，就是這個道理。
問：兩岸目前發展其實仍有相當一段距離，請問您如果與對岸的領導人會談，可能會談哪些議題？
總統：兩岸從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臺以來，到現在已有65年歷史，在這麼長的階段中，雙方都是處於對立與衝突的狀態，只有在最近的6年，我們能降低臺海的緊張，促成了兩岸的和解。所以你剛剛說，雙方在許多看法上還南轅北轍，這其實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不會發展得那麼快，我們也非常謹慎，因為臺灣民眾也不希望雙方關係走得過快。現在主要發展還是雙方的經貿關係，因為經貿關係的發展，不是我們用主觀的意願就可以改變的，這是人民的需要，即使民進黨執政時，臺灣對中國大陸的貿易與投資都增加了2至3倍，是發展最快速的階段，我相信這也是他們無法控制的，我們要做的是盡可能不要過度，一步步地走，這樣才能走得穩、走得長，也走得久。
所以我們認為，如果雙方領導人要見面，在APEC這個場合，相對而言對雙方的影響都會比較小，否則用其它方式，也許雙方內部都會有意見。因為會涉及雙方身分、稱謂及場合的問題，所以當初我們有這樣的想法，就是想運用原來已設計好的一個舞臺進行這樣的會面，可以使衝擊減到最小，但我要再次強調，我們還是會努力創造有利的條件，但也不會強求。
問：今年的APEC是否可能讓兩岸的領導人會面呢？
總統：我們現在得到的答覆是，他們認為這個場合不合適，但我們也沒有其它的方案。
問：從香港的例證，可見中國大陸在區域的角色愈趨強勢，包括臺灣與香港皆已感受到，但您仍選擇與大陸發展密切關係，兩岸已簽署21項協議，目前為兩岸關係發展緩和的階段，請問您為何會選擇這樣的發展？
總統：這個道理其實非常簡單，因為臺灣是一個小而開放的經濟體，臺灣的經濟成長有70％要靠對外貿易，而中國大陸已成為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2003年也成為臺灣第一大貿易夥伴，所以無論我們喜歡或不喜歡，這都是一個客觀的經濟現實，我們沒有辦法改變它，只能在這個發展的過程中，選擇一些對我們有利的方式，做最好的安排。
所謂最好的安排，就是把風險極小化，把機會極大化，這6年來我們做的都是這些，我們都知道對中國大陸的貿易不能過度，但我們也不可能不與他們貿易，我們距離這麼近，雙方又在文化與地理等各方面有這麼密切的聯繫，同時對臺灣的廠商而言，到大陸做生意確實有它的利基，在這種情況下，不是政府能阻擋的，我們只能做到一個程度，讓它對我們最有利。例如在我上任前，臺灣對中國大陸及香港的出口，已占我們總外銷量的40％，但我上任6年來，大家預期一定會增加得更快，但反而減少了，降低1個百分點，變成大約39％，為什麼會這樣？因為分散出口市場是我們非常重要的政策，當我們發現出口到中國大陸已占了四成，因此加速發展與東協（東南亞國家）的關係，使得雙方的貿易量從原先的15％增加至19％，以平衡出口比例。換言之，我們從事與中國大陸的經貿活動，還是非常審慎的。
在這個地區，中國大陸周邊有23個國家，其中有17個國家以中國大陸做為第一大貿易夥伴，由此可知這是一個區域趨勢，但當我們以大陸做為我第一大貿易夥伴的同時，我們可以適度降低與大陸的依存度，這也是我們正在做的事情。
問：您剛提及，要讓對大陸的風險極小化，但是在臺灣內部其實也看到反對中國大陸的聲浪，例如學生的示威抗議，以及攻占行政院，還有學生上街頭等，您剛提及服貿開放包括144個服務類別，人民會認為此係中國大陸對於臺灣的控制會超過我們的能力範圍？您認為此種說法有根據嗎？
總統：您剛才提及有關服貿協議的內容其實很多都是誤會，有些項目我們沒開放，尤其完全沒有開放大陸到臺灣經營媒體，也沒有開放讓大陸勞工來臺，甚至沒有開放大陸計程車來臺營業，開放的幅度其實沒有很大，但反對的人經常會把內容誇張，說如果我們開放，會讓幾百萬個大陸勞工來臺，這完全不是事實。
外界常誤解這個道理，因為我們簽服貿協議，其中不涉及人員流動（the movement of people）的部分。很多人都不知道，以為我們會開放（這些項目），其實我們不會。舉例來說，我們對開放大陸銀行來臺限制很嚴格，到現在為止，我們只有開放兩家而已。反對者有一種莫名的恐懼，很害怕與大陸打交道，實際上根本沒有這麼嚴重，尤其是有些項目，特別是零售業，開放到現在已經四年了，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nothing happened)，我們也開放餐館，其他很多服務業在簽服貿以前也已經在WTO架構下開放了，到現在也沒有問題，但確實有一些學者拼命講我們開放大陸勞工，其實我們沒有。相反的，我們開放了兩百多家大陸企業來臺，他們創造了九千多個工作機會，並沒有帶來大陸勞工，只有帶來企業幹部(only executive staff, no blue collar workers)。
這些事實我們天天在講，但是沒有人相信，所以我們感覺到這是一種莫名的恐懼(inexplicable fear)，沒有很強的理性基礎，就只是討厭、不喜歡中國大陸，因此有時候會把有些對我們根本無害，甚至有益的開放當做是一種傷害，最重要的是如果不與大陸簽服貿，有些我們很強的(產業)，例如電子商務(e-commerce)就沒辦法去大陸。
所以與大陸打交道時，我們特別強調要把風險極小化。我們在審查大陸企業來臺方面非常嚴格，不會輕易開放，既使簽署後，我們還是會審查，這點真的不必擔心，從過去的紀錄來看，退件很多，以至於大陸現在來臺的投資興趣根本不高，因為他們覺得限制太嚴。尤其我們與大陸已經簽訂了服貿協議，到現在一年多（立法院）都不通過，然後還說要重新談判，這在國際間對我們也不好，其他國家會認為我們不是可信賴的貿易夥伴，這對我們國家是很大的傷害。這也是為什麼《亞洲華爾街日報》社論指出《臺灣自甘落後》（Taiwan Leaves Itself Behind）)，就是這個道理。實際上這對臺灣沒有這麼大影響，而且讓我們對大陸能做更多投資，其實對我們來講是比較有利的，我們的服務業可以成長37%，大陸的服務業只會成長9%，所以您剛才得到的印象有點被誤導。
問：在南海議題上，中國大陸對越南與菲律賓的手段其實愈趨強勢，您有何看法？
總統：要看哪一類行動，像大陸過去曾宣布一項法令，要對捕魚有限制，這當然是不當的，且違反國際規範。實際上，我們一直主張，像這些領土與海域的爭執，是不容易找到一個共同點，因為有些國家的主張與過去完全不一樣，這時候就會引起很多爭議，因此我們一貫的立場就是將主權的爭議擱置，並將重點放在資源的共同開發，透過這個模式，我們與日本解決了釣魚臺列嶼海域的爭執。也許南海情況要遠比東海更複雜，這也是一個事實，但基本原則就是主權問題沒有一個國家會退讓，因此「主權無法分割，但資源可以分享」，如果能從這個角度切入的話，將資源問題從這個爭執拿出來，這個爭執本身就會變小，將來要解決的機會就會變大。
我們現在與日本解決了釣魚臺列嶼海域的爭執後，至少雙方這種對撞已減少很多，爭執也從（簽約前）1年（的）17件減到目前的1件，且漁獲量也有相當程度增加，這就是我們原先所設定的。這樣做是一個很成功的先例，不管日本、美國及澳洲都給予高度肯定。
我認為要解決這些問題，如果完全從主權爭議入手的話，將來只會對撞，根本沒有解決的空間，因為中共不會將這個議題送到國際法院，這些國家也不可能與中共在這些議題上妥協，因此最好的辦法就是將主權的爭議放置一邊，將焦點放在資源的分享。實際上，他爭主權爭了半天，最重要的目的也就是為了資源。
問：您認為東海或南海是否可能發生小規模或大規模戰爭？
總統：我想大規模衝突是不太可能，因為一方面，這些國家與中國大陸都有非常深的經貿關係；另方面，任何戰爭沒有人是獲利的，雖然一定會有一些冷戰的衝突，但要發生大規模戰爭，我認為機會並不大，小型的摩擦恐怕難以避免。
以南海而言，最重要的是大家要先有一個共識，就是對航行（navigation）與飛越（overflight）的自由必須保障，然後這之中包括主權、海域及資源的議題，我們應該就有關主權的部分，能夠擱置爭議，不是要「擱置主權」，而是「擱置爭議」，並將重點放在資源分享，也許這樣子比較容易達成共識。
問：您剛提及，不論在海域或空域，能夠自由地進出往來其實是最重要的，您認為中國大陸是否會扮演一個負責任的角色，尊重國際共識，並維持空域及海域的自由航行？
總統：就東海而言，去年11月23日中國大陸宣布設立東海防空識別區，事前沒有先預告，因此許多國家都感到很意外，包括中華民國在內，後來美國、日本、韓國及中華民國都採取了一些作為，但到現在為止，對於民航機飛越中共的東海防空識別區，須先向他的民航機關通報，再由他的民航機關轉到他的軍事單位，已變成大家都可接受的方案，即使當初反對的日本與韓國也都在這方面達成共識。
我們的態度是，你要宣布設立防空識別區，現在在國際法上沒有限制，但我們認為應該先相互通報，讓大家能先瞭解，因為畢竟防空識別區內有一些預防性措施，如果沒有先做好準備的話，也許會造成擦槍走火的局面。我方就表示說，因事前沒有通報，我們當然很關切，並向大陸表達了我們的關切。一直到最近為止，大陸都還沒有飛機進來，最近來過一次，相對來講，量還不是很大，有了東海的經驗後，我們注意到，大陸本來接著要在南海宣布（設立防空識別區），也已經停止了，因為這樣的作法會引起大家極度的關切，我認為對大陸本身而言也不是件好事，他也逐漸瞭解國際社會還是有一套運作的規範，不能夠忽略。
問：有關美國的「亞洲再平衡」政策是否能對中國大陸的勢力稍有制衡？
總統：有關美國「亞洲再平衡」政策，許多國家都會想到50、60年前美國所謂的「圍堵政策」（containment policy），但現在的情況與當時有很大不同，當時這些國家在政治、軍事及經濟上都仰賴美國，現在可以說完全不一樣了。在安全方面，大家仍仰賴美國，但在經濟方面，與大陸的關係則非常深厚，因此產生的情境遠比過去複雜。
一方面，這些國家希望美國能繼續留在亞洲，能夠在安全方面提供更多保障，但另方面，他們也不願意破壞與大陸的貿易與投資關係，因此這種平衡非常微妙。一般而言，我們認為美國重返亞洲對亞洲的和平與安全是有幫助的，我們基本上是支持的；但另方面，我們覺得與中共的貿易關係也不能夠輕易地改變，因為亞洲已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整個經濟發展在未來的幾十年都會比其他地區來得快，因此在這個地方，經濟的安定非常重要，這中間並不是不能找到一個平衡點。當然，美國也很謹慎，而大陸也知道他崛起後，許多作為必須符合國際規範，因此這中間並不會找不到一個平衡點。就像我剛說的，大陸原先要在南海發布成立防空識別區，現在也不做了，他知道那樣做的話，會造成整個南海，尤其是東南亞國協國家的不滿，但另方面，陸方認為他的安全也不希望受到別人的干擾，因此我判斷，在這些地方，小的摩擦一定會有，不論是美國與中共、中共與越南或中共與菲律賓，但大的衝突則不太可能。
問：美國近來被批評未依承諾充分協助調解烏克蘭等地的衝突。依據《臺灣關係法》，美國將提供臺灣安全方面的保護，但您認為未來若兩岸關係惡化，臺灣能依賴美國所提供的協助嗎？
總統：很明顯地，過去60多年來，中華民國與美國在安全方面的合作是臺海和平的一個重要支柱。但是這一、二十年來，由於中國大陸的崛起及美國在其它方面的困難，我們不可能期待美國像以前那樣，提供我們一個完整的安全保護傘。因此，我們一方面要有自我防衛的決心，另一方面也應設法減少可能的威脅。政府改善兩岸關係的努力就是為了這個目的，除了可以紓緩臺海的緊張情勢，也可以使雙方透過貿易、文化等交流，增加彼此的瞭解，減少未來可能發生衝突的機會。美方完全支持我方這套做法，而且大力讚許，一方面能夠減少區域緊張，沒有人會反對；二方面，美國也不可能像五十、六十及七十年代那樣，有如此龐大的軍事力量來維持東亞地區的和平。
因此，每一個國家都應該有自己的安全政策，以保護自己的安全。我常感覺到，美國有他自己的亞洲再平衡政策，實際上，幾乎每一個亞洲國家，尤其是東亞國家，都有對美國及大陸的再平衡政策。整體而言，我相信也許可以找到一個多方面的平衡，使得和平及穩定的情勢可以持續，但是要想做到完全沒有爭議，永遠不可能。
我認為，我國與美方在安全方面的合作比斷交之前還要好，但是我也曾在許多場合說過，我國必須要展現自我防衛的決心，使我們所受到的威脅不像以前那樣大。此外，現在安全的防衛及戰略的運用也跟過去不一樣，我們不是每天等著可能有一天要跟中共打一仗，而是希望打仗、戰爭的可能性越來越小，而雙方當然會有歧見或不同的看法，但應透過和平的方式解決。
(轉載總統府9月27新聞稿)
